#历史开讲#
一．经济
19世纪中叶，美国爆发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内战。到了19世纪晚期，美国渐渐从内战的创伤中走了出来。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则开始面临着新的危机，在一些人眼里，对外扩张成为了解决这一顽疾。
结束内战的美国，摧毁了阻碍其工业发展的屏障，其工业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19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工业中心由英国向美国和德国转移，70年代起，美国已经成为当时机器工业发展的世界中心之一，同一时间，南方经济也有所恢复，整个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自70年代起迅速增长。
进入90年代之后，美国从工业和军事战略上具备了1872年，美国的GDP超过英国，“到1898年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把英、德、法三国远远地甩在后面。”这一时期，美国的制造业迅速发展，其增长幅度甚至超出了人口增长幅度，原本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向世界工业大国转变，工业人口迅速增加。
科技技术的运用，使得工业生产产量大幅度增加。国内人口的增长幅度落后于产量的增长，促使美国就需要扩张其海外市场，为这些工业产品寻找更大的海外市场。维护西半球霸权的物质基础。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在美国的城市里，传统的美国生活模式被彻底改变，“劳动的分工、不需要技能、最终的机械化、学徒制的瓦解、从工匠的家庭到分离的制造厂和血汗工厂的劳动迁移、
旧的贸易形式的放弃和新的工作节奏和规则的产生、在雇主和熟练工人之间的共同点和效忠的切断、决定劳动工作条件和物质报酬的权利的转移，以及熟练工人在其行业内自立成为他们雇主的机会的减少等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行业进行的工业的变化。”
虽然如此，此时农业依然在美国经济中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1880年，农业人口占据美国总人口的65%，即使到了1900年，农业人口依然占据着51.7%的比重。1890年，制造业创造的价值开始超过农业，1900年，制造业所创造的价值超出农产品创造价值的一倍以上。
然而，农业出口自1860年一直处于增长状态，1897年，玉米出口达到了出口的最高峰，肉类品的出口额也在十九世纪末期跃居到世界前三位。这意味着，同样以种植业为主的东亚各国在经济结构上与此时的美国并没有形成非常紧密的互补关系，美国的经济形态使得美国对掠取原料产地还远没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般强烈。
依据美国农业部于1900年交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显示，美国在1898年出口给日本、中国以及香港地区的商品中，贸易量前五位依次为羊毛、羊毛制品、煤油、面粉和钢铁制品，这五种商品几乎占据了整个对亚洲出口总额的80%。
当年，美国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总额为28,859,635美元，其中对日出口额为14,923,371美元，对华出口额为8,889,374美元，对香港地区的出口额为5,046,890美元。
美国自上述地区进口的主要商品则是丝绸与茶叶，1898年，美国从上述地区共进口商品的总金额为44,617,103美元，其中，丝绸的进口额为23,959,935，茶叶为8,896,836元，两样商品占据了总进口额大约70%。
除此之外，进口的主要商品还包括羊毛、面粉、鸦片、糖、菜油、大米和毛皮等。美国与亚洲诸国的进出口贸易依然是以农产品为主，双方经济的互补性有限。另一方面，此时亚洲更是远非美国海外投资的主要对象，1897年，美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额仅为2300万美元，而同时期对欧洲的直接投资额为1亿3千万美元。
加拿大为1亿5千万美元，即使美国对包括古巴在内的西印度群岛的直接投资额也达到了4900万美元东亚以及中国此时并不是美国商品的主要市场，该地区在美国的整个贸易出口量中只占据着很小的份额，美国最重要的市场依然是欧洲，并且在十九世末的最后十年，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量仍然在增长，积贫积弱的亚洲诸国既无法成为美国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更不可能成为美国商品销售的重要市场。
1893年，在美国国内爆发了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造成了超过600家银行倒闭，16000家商业公司破产，百分之二十的美国国内工业失业。“商人们将融入世界经济作为缓解经济衰退的方式。”
然而在美西战争爆发前夕，商业界并不支持美国发动对外战争来缓解这场危机，原因在于1897年，始于四年前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缓解，用对外扩张来缓解美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最优选择。
另一方面，对于1898年的战争，商业界所担心的是这场战争有可能会中止经济复苏的进程，银行界更是担心这场战争会让美元贬值，而银行界和商业界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对“在这种程度上是直接来自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面临的战争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并且即使通过战争获得了海外殖民地，他们也不敢轻易把钱投入到那些一贫如洗，又刚造战争劫难的地区。
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对于美国所造成的影响，麦金莱就任总统之后，采取了高进口税的政策，以保护国内经济，然而这却使得包括欧洲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伙伴都对美国采取了经济报复措施，他们纷纷限制美国商品进入自己的市场。
于是，美国被迫转而与那些经济发展实力相对有限的贫穷国家开始签订互惠条约，然而这一措施收效甚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贸易量很小，对于缓解美国的贸易萧条就是杯水车薪。
造成这一局面的很大原因在于美国同这些国家缺少经济互补性，使得双方交易量难以扩大，例如，美国此时出口量最大的依然是小麦和牛肉，然而这些国家也是牛肉和小麦的盛产国。因此美国中部一些地区有人认为应该劝说庞大的中国人口不再吃稻米而改成面粉，这样就能让过中国成为其农产品的最大市场，而这也是对中国市场的憧憬之一。
恰如贝佛里在1900年所说，“菲律宾永远是我们的，正如宪法把它叫做‘属于美国的领土’的那样。只要一跨过菲律宾，就有着中国的无穷尽的市场。我们将不愿从这两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里撤退出来。
我们不愿意放弃在这些多岛海上的责任。我们不愿放弃我们在远东的机会。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种族所负的使命。这个种族，按照上帝的意旨，乃是世界文明的受托者。”
但是，中国的市场对于美国经济界来说，神话的意义远大于现实的意义，中国人有限的购买力使其无法成为振兴美国工农业的良方妙药。除了中国的市场之外，包括菲律宾、夏威夷等在内的太平洋诸岛国，其体量均完全不足以使得缓解美国的经济危机。
然而它们虽然“对于美国经济的作用很小，但是却展示了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尤其是这些地区较强的制糖业对美国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制糖业被认为是“甜的恶人”，它是美国从古巴、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进口的最主要的产品。
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对糖的需求迅速增长，欧洲亦然。到了1900年，糖的年均消耗达到2.66百万吨，这一数字大约是1866年的五倍，粗糖占据着所有进口额的12%，成为美国进口额最大的商品。国内产量远远低于需求量，到了1895年，国内生产的白糖只占整个需求量的19%。
糖最初是一种用于出口的种植业，最终又吸引了一大批可以携带足够资本的人前来，也带来了市场。在1898年战争前夕，美国的殖民者供应不足，他们主要的糖种植业的基地在夏威夷，那里的数量从18世纪中期的不足2000人，然后人数逐渐增加，特别是在1875年后，出现了一次制糖业的迅速扩张，到了1900年，
从事制糖业的美国殖民者已经涨到了29000人，国人在太平洋西部也有人，这些人被称为“马尼拉的美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人数达到了5000人。
对于太平洋上的这些岛国而言，糖制造业占据着他们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导致它们对美国形成了严重的经济依赖。然而，对于美国来说，糖的消耗却只占美国经济的一小部分，因此这些岛国对于美国的吸引力依然有限。
总之，虽然美国的实力得到了迅速增长，但是此时的美国还只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的经济形态上，依然以农业为主，因此它对海外原料产地的需求要远远小于英法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东亚落后的经济水平使其在与美国的海外贸易总额也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对于东亚经济经济利益还仅仅停留在憧憬之中，而并非实际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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